李杨的自述，为拍《盲山》 接触了20多个被拐卖妇女!
李杨，中国最被低估的导演之一，自己都没想到一部15年前的电影突然得到了如此大的关注。
2006年，因为投资商跑路，他自费400万拍摄了《盲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但国内票房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主角白雪梅是个女大学生，却被人贩子打着找工作的幌子卖到了山区，成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妻子”。她被打被强奸还被迫生下了孩子，但始终没有放弃逃跑。
因为讨论的声音太多，李杨最近索性放开了版权：欢迎大家观看，哪怕是盗版，我不收费。
《盲山》海报
李杨1959年出生，青年时是国家大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后来去德国留学学习导演，一呆就是14年。回国后他专注于底层社会的现实揭露，不止拍摄了关注拐卖妇女的《盲山》，还有关注黑煤矿之恶的《盲井》、被拐卖儿童的《盲道》。
他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博眼球，每次创作，李杨都花大量时间下到一线，没有投资就自掏腰包。
这样的精神让人动容，也是我们为什么觉得他被低估的原因之一。
虽然片子都没有什么票房，但在民间传播甚广。曾有个广东女孩，每次介绍村里的女性去城里打工，都会送她们《盲山》的盗版影碟，说你们一定要看看，学会保护自己。
李杨痛快地说，自己的电影“不会亏“，因为社会意义到了，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以下是李杨的自述。
01
为拍《盲山》
接触了20多个被拐卖妇女
大概在1999年，我从德国回家探亲。买不起飞机票，从广州坐火车回西安，上车前买了本杂志，在里面看到一个消息。
当时广东省有一个被拐卖的妇女，用硫酸毁了她小叔子儿子的容，当时要判她死刑。这个案件二审的时候到了中级法院，主管妇女儿童的副总理彭佩云参加了审判，在总理的支持下，妇女从死刑改判了有期徒刑。
拐卖对她的伤害是多重的。她在村子里不断地受到二次、三次伤害，其中就包括她的小叔子夫妇。因为小叔子的老婆是“明媒正娶”来的，而她是被拐卖来的，他们就看不起她，对她肆意欺辱谩骂。
一个被欺压被拐卖的妇女，最后变成了一个凶犯。这让我非常震撼，一直忘不了。我2000年回国拍《盲井》的时候，也想过先拍这个故事，但因为《盲井》有小说，就暂时搁置了。
李杨
直到2006年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了。
我本身不是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很多事情并不了解。所以在拍摄之前，我通过记者朋友以及他朋友的朋友，接触到了二十多位被解救回来的妇女以及解救她们的警察，甚至接触到了几个已经刑满释放的拐卖犯，了解到了很多一线的情况。
我接触到的妇女大部分是在四川山区被解救回来的。和她们聊天，我发现一个很残酷的共同点：她们大部分都是被骗去找工作、骗她们去赚钱的，等于说她们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却被骗进了山里，莫名其妙成了别人的老婆。
很多骗子都是老乡，说可以给你介绍工作，一起吃饭的时候下药，或者火车汽车上喝了口水，就不省人事了。我知道有个青年女教师，本身是研究生毕业， 就被骗到内蒙古去了。
《盲山》剧照
让人心痛的是，很多被拐卖的妇女选择了屈从于命运。
一个原因是生了孩子。女人天性里的母爱，让她舍不得孩子。如果“丈夫”不再打她了，她觉得苦一点穷一点也可以接受，因为逃跑的话是带不走孩子的，所以她愿意留下。
再一个很多被拐卖的妇女都是来自于山区或者农村。虽然被骗到比她原来的村子更穷的地方，但不至于有强烈的反差，更何况她们也没办法回去了。
而且很多时候，哪怕她们被解救回去了，也会继续受伤。同村的人、甚至家里的亲戚都瞧不起他，因为他被强奸过、被拐卖过，所以她也没办法在村里待下去。
《盲山》剧照
但我要说，其实100%的女性她们是不愿意留下的。她们被强迫被强奸，谁愿意和一个强奸犯一直过日子？这种痛苦是扎在心里、扎在灵魂里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自愿留下，但回去怎么办？怎么生活？她还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再嫁人，这都是问题。
中华文化里有一些糟粕，包括处女情结。现在好一些了，但在在那个年代是很现实的问题，女性要考虑，就算我回得去谁还要我。
另一个糟粕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至少在这儿，孩子还在，她还有一点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盲山》剧照
但是也有一些性格刚烈、激烈反抗的妇女，她们不断逃跑、她们要自由，宁死不屈，这是少数的。但一次次被打，一次次绝望，精神就容易出问题，最后很多变成神经病。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盲山》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白雪梅是一个大学生。
我不想写一个投降的人，白雪梅就是一个不向命运屈服的人。像她的名字一样，雪中绽放的梅花，虽然寒冷但还是要绽放。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不会简单地认命，人类发展都是因为不屈服于环境不屈服于社会，不然我们还是活在几千年前，对吧？
当然影片中也有其他角色是认命了，甚至男主人公的母亲也是当年认命的。她觉得让我们女人命就是这样，你嫁给谁不是嫁，反正跟个男人过，我就认命了。
02
救人为什么这么难？
我是西安人，所以《盲山》选在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拍，在陕西省殷家坪村。
相对来说，那个村里拐卖妇女的情况不多，大概只有一两户。村里的人挺配合，我们摄制组每天至少提供两顿饭，都有肉，当群众演员还有钱。
农闲的时候他们呆着也没什么事，走一走就有钱，他们还挺高兴的。
说实话大部分农民普通老百姓都是过日子的，不会想那么多，也不认为买卖妇女有什么错，也就不会觉得你拍这个电影对他们有什么不好。
后来我还听说他们立了个牌子写“盲山拍摄地“，成了个打卡点，好多人去旅游，又有别的剧组去拍摄了，等于村子还致富了。
《盲山》剧照
一开始我不理解，一个大活人怎么会难解救？为什么跑不了？在《盲山》里解救白雪梅的小警察，现实中是个辅警，叫朱文光，他告诉我真的很难。
大多数情况里，都是女孩的父母找到自己家乡的警察，出钱让警察去解救。一般是一个警察带一个辅警坐着绿皮火车去，卧铺都没有，沿途也只能住小旅馆。
当时我们警察的办案经费非常少，异地办案的经费基本没有，但异地救人至少要花个几千块。那时候年收入才几百块，不到1000块钱，有的父母没有钱，就放弃了救回自己女儿，只是通过信知道她在哪，还活着就行了。
《盲山》剧照
朱文光和我说，他们救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便衣悄悄摸进村，找个理由侦查。见到那个女孩也不敢打招呼。
解救的时候，父母不能出现，一暴露就走不了，只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偷、抢，把这个女孩赶快带回来，村里人一发现根本就跑不掉。
在拐卖村里，全村上下都会帮这家人看着受害人，亲戚邻居全是共犯。
再加上很多山区都是上上下下一条路，全村人堵住就走不了。比方说殷家坪村，海拔应该有1600米，镇上大概只有2000户人家，到县城二三百公里，全是山路， 很难走。
几个警察能怎么对付全村几十号人上百号人呢？掏出手枪也没有用，当地老百姓不怕。
朱文光也被打过，也有没有被解救出来的妇女，也有仓皇逃走的时候。只能再过一段时间再悄悄再进去，半夜或者什么时候把人抢出来。
《盲山》剧照
所以我对拐卖妇女这件事，深恶痛绝。我希望能展开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追溯过往的拐卖案件，给这些被拐卖的妇女以及她们的家庭一个交代。人贩子和买家都应该受到处罚，尤其是加大对买方的处罚。
我希望能够加大对买家的处罚以及连坐，帮助他父母兄弟姐妹邻居也要受到处罚。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被处罚的风险，才会去提供帮助，阻挠办案。
03
德国留学14年
颠覆了我的价值观
在1987年，我决定自费去德国留学，学电影。当时我已经是国家话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为此还放弃了北京广播学院的学业。
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当时的女朋友要去德国，二是德国上大学不要学费。
青年李杨
80年代自费出国留学很难，主要是办签证需要有个德国担保人。我可以保证不用担保人的钱，但在法律条款上他对我有各种责任，比如会不会刑事犯罪，找担保人不容易。
所以当德国电视台驻中国记者站站长汉斯愿意给我提供经济担保之后，我毫不犹豫的出发了。这也是一个机缘，如果当时是个美国人愿意给我担保，也许我就去美国了。
我在德国呆了14年，这14年彻底改变了我。我后来拍的这些电影，源头都在这14年的经历里。
说一个很小的故事。我住在慕尼黑的时候，天气冷，经常下雪，早上四点多房东就打电话来说，小李你赶紧去门口扫雪。
我租的是一个别墅，他不是让我扫院子里的，是扫大门外的人行道。我出门的时候，道路上已经很多人在扫自己家门前的雪了。
因为德国有法律，如果行人在你家门口的道上摔倒了，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马路归环卫工人管，人行道归个人管。
当我看着整个人行道干干净净的，我就想到了我们过去的一句老话，“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们这是批判的观点，觉得光扫自己家的门前雪是是不对的，是自私的表现。但我在那一刻觉得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人人都扫门前雪，他人瓦上没有霜。
我一下子悟到一个道理：我觉得每个人首先要顾着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干净的人，这个社会上龌龊的肮脏的人就会少，你说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德国的生活，颠覆了很多我以前的价值观。那些年我完全重新学习，从柏林自由大学跳到慕尼黑大学，最后转去了科隆电影学院，我觉得上大学不是一种结果，不是拿到文凭，而是要学到东西。
等到毕业，已经是1995年，毕业作品《痕》拍的是南京大屠杀。
我发现德国人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刚好这一年是二战50周年，我就决定拍给他们看看。这部片子我没有加一句解说词，没有一句我的感受，都是中国学者怎么说、日本学者怎么说、中国士兵怎么说、日本士兵怎么说。我已经学会了不能代替观众作结论。
后来《痕》在德国、法国都放映了，收视率不错，德国观众都很惊讶， 他们光以为是德国人在世界上犯了最大的罪行，没有想到日本人在中国也犯了这样的罪行。
《痕》的放映会 交汇点
拍摄于2021年12月11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你看犹太人就是一直在批判在控诉，可是中国这方面做得差。我们讲究以德报怨，不存在什么以德报怨。对我来说该批判的就该批判，该感谢的感谢，两码事，对吧？
这也就导致我之后的作品都是关注真实的。不管创作什么题材，我都要去收集真实素材，比如拐卖妇女，比如拍《盲井》我也去矿井里做了调研。真实是一个基础。
我不是说《盲山》、《盲井》是非虚构，但是虚构也不能说假话。《阿凡达》是虚构的，但是它基于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的情感，这是真实的。不管是什么形式，人的行为逻辑不能假。
04
自费百万拍片
我的电影不会亏
在2000年回国后，我有段时间特别不适应，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入乡随俗。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拍一部电影，因为我在中国、德国学的都是电影，但一直没机会正经拍一部。但我这个人名不见经传，没人找我拍，怎么办呢？
我决定自己花钱。
我比较幸运，2002年的时候看到了刘庆邦拿了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神木》，觉得还蛮适合拍一个低成本电影。其实没想那么多，就照着小说版权页上的电话打电话给责编，要来了刘庆邦的电话。
刘庆邦知道我愿意用自己的钱把小说拍成电影后，很高兴，用比较低的价格就把版权卖给我了，给了我很大的改编权，还帮我联系人下煤矿。
《盲井》海报
《盲井》的剧本我改了6遍。因为不了解矿区的情况，不了解生活细节，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河北、内蒙古、贺兰山、陕西、河南......半个中国的小煤矿。
了解矿工真正的疾苦之后，我的剧本有了质的变化。这之后我才不是从俯视的角度去看他们，而是真正走到了生活中，了解他们的辛苦、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诉求。
《神木》的小说在电影里占了60%，我又补充了很多细节。包括到妓院、到邮局，以及两个骗子去卡拉ok，很多情节都是我加的。
《盲井》获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杰出艺术成就奖
你们都问我拍电影赚钱不赚钱的问题。我拍电影没想过能不能赚钱，多想了就拍不了了。我这个人有点傻，别人往下跳之前都知道看一下坑深不深，我直接连滚带爬地跳了。
拍《盲井》就没想过挣钱，因为我觉得它是不会亏的。当然如果拿钱计算肯定亏了，《盲山》也是，但是我不是拿钱计算的，我觉得它有社会意义。
很多人确实通过我的电影了解到社会上存在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重要的。
《盲井》剧照
就像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写小说的时候肯定不会想能挣多少钱、浪费了多少时间，他就是有故事要讲。我也一样，我有话要说。
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把想说的话说出来，至于别人听不听，有谁听，有多大的社会效应，这些不重要，重要是我把话说出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的电影都没有亏。
哪怕是像《盲·道》一样有些遗憾的作品，我也做出来了，关注到了流浪儿童的的买卖，这个事件虽然现在变少了，但我还是关注了这些群体。
《盲·道》，李杨自导自演
正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时候，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底层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社会不仅仅有高楼大厦和阳光灿烂，还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看得多了，看到那些明明生活地不好的人还在努力追求幸福，就提醒我不能顾影自怜，让我变得更坚强。
最近我在筹备一个关于家暴题材的电影，拍摄许可证已经下来了，现在在筹备资金。
不能老自己掏钱，对吧？
